最後一片秋楓

The Right to Love


第一次遇見阿勇仔，是在AIDS 病房那個老舊，陰暗，帶著霉味的角落。

AIDS 病房？沒錯，就是實習醫師抽籤時的籤王，大家最不願意去的地方。雖然接受了那麼久的醫學教育，可是當一旦必須面對承受HIV病毒感染的威脅時，什麼醫學倫理，希波克拉提斯誓詞，一概與AIDS抵觸無效。實習醫師們抽到這支籤時，一定頓時滿堂鼓掌喝采，因為籤王又少了一支。

不要拿「醫師應該不分病人疾病的付出照護」來教訓我。如果醫師真應如此，先請那些在醫學中心位高權重的大教授們教導我，為什麼不把這些免疫系統受損，極易受感染的病患搬進嶄新的醫療大樓，而要將他們藏在舊建築陰暗霉溼的角落？如果醫師真該平等的對待病患，請先告訴我有沒有那一家教學醫院，願意把AIDS病房擺在專供服侍達官顯要的VIP病房旁邊？

如果沒有，就請先扯下所謂醫療道德的光環。至少對我而言，Hippocratic Oath means always hypocritical…… （註一）

而我，就是那個使得滿堂喝采，抽中籤王的傢伙之一。

剛踏進AIDS病房時，真的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像連一張紙一支筆都沾滿了病毒。就在明知不會如此被感染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憂慮之中，來到了阿勇仔的床邊。看見的正是一副想像中AIDS病患的軀體：瘦削，蒼白，虛弱，最重要的是，眼底的絕望與冷漠。

經驗告訴我，病患可以瘦削，可以虛弱，但是一旦眼神中失去了生命的光采，就真的即將失去一切。

「你好，我是這兩個星期負責照顧你的醫師，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找我…」扮著例行公事的職業笑容，我開始了和自己醫療生涯中第一個AIDS病患的對話。

阿勇仔的反應正如我自他眼神中的揣測，一樣的冷漠，忽視，與自我隔離。而我也照本宣科的完成了對他的例行檢查與巡視。回到護理站，翻開阿勇仔厚厚一疊的病歷，習慣性的翻開第一頁，想要細細的探索每一位病患的病史。

「你在看阿勇仔的病歷啊？」一位護士同仁探過頭來，「那麼一大疊你要看到什麼時候？」

正抬起頭想回應她的好意時，迎面走來一位面貌秀麗，打扮入時的少婦，帶著親切的微笑，熟稔的和工作中的護理人員點頭招呼，然後對著我說：「您就是現在照顧我先生的醫師嗎？我先生要我謝謝您，他說您打針（靜脈留置針，即一般俗稱軟針）的技術不錯，一針就打上，而且不會痛…」

我根本不知道她先生是那十幾位病患中的那一個，但還是反射般的浮現應酬式的笑容回應她。「你不知道她是誰？」剛才那位護士小姐詫異的問我，「她就是你手上那本病歷的主人，阿勇仔的老婆──勇嫂仔啦！」

「很漂亮對不對？而且氣質好好，對我們又都很客氣……」她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一絲好奇，「才不像其他AIDS病患的家屬，要嘛不是把病人丟在這裏不聞不問，就算偶爾來也怕得要死，一個個躲得遠遠的……天底下大概也只有勇嫂仔會這樣死心塌地日以繼夜的照顧患了AIDS的老公吧！」

我一面點頭，一面看著翻開的病歷首頁，「IV Drug abuse（靜脈毒癮）」，看見既往病史上的這幾個字，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靜脈注射毒品感染的啊？」帶著一絲不解，我偏著頭問著那位曾經是年度醫療奉獻獎得主之一的護理同仁。

「唉，算了算了，還是我跟你講比較快，省得你去看那厚厚一大疊病歷……」

於是，接下來的半個鐘頭，我專心的聽著我的第一個AIDS病患，阿勇仔的病史和屬於他的故事。



其實，阿勇仔原來是個白手起家，肯拼肯幹的有為青年。從黑手做起，到汽車零件買賣，阿勇仔在短短幾年內，創立了屬於自己的事業。意氣風發的阿勇仔，乘著泡沫經濟的順勢，很快的累積了自己的財富和社會資源，加上人長得又高又帥，阿勇仔當時真的是商場逢源情場得意。

天性豪爽耿直的阿勇仔從來不會忘了過去的朋友，朋友只要有困難而來向阿勇仔伸手，阿勇仔幾乎都是傾力幫忙。可是隨著泡沫經濟的幻滅，阿勇仔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難做，事業也開始面臨危機。當他開始需要朋友的幫忙與協助時，這些以往他救助過的所謂朋友卻一個個冷言冷語相向。阿勇仔不得已只好轉向地下錢莊週轉，而地下錢莊吸血鬼般的利上滾利卻壓得阿勇仔更喘不過氣來。終於，阿勇仔的事業就在這些朋友的袖手旁觀與地下錢莊的虎視眈眈之下垮了。而阿勇仔也在遭受朋友背叛與初嘗人情冷薄之後開始自我放逐，不久之後，便在地下錢莊那票人的慫恿之下染上了靜脈毒癮。

而勇嫂仔就是在這種情境之下認識了阿勇仔。

說勇嫂仔是阿勇仔生命中的天使真的一點也不為過。據說他們認識的時候，阿勇仔真的非常的墮落潦倒。可是勇嫂仔卻能看穿在那一面滿受創傷的銅牆鐵壁之後，阿勇仔依然擁有那顆善良純潔的心。天使般的勇嫂仔就這麼一點一滴的熔化了阿勇仔的障壁，也重新燃起了阿勇仔對生命的希望與自我的肯定。就在勇嫂仔的鼓勵與支持之下，阿勇仔重回最拿手的黑手工作，打算東山再起。

當然，你可以想像的，遇見這樣重新照亮自己生命的人，阿勇仔很快就瘋狂的愛上了勇嫂仔。

勇嫂仔沒有拒絕，只是要求阿勇仔在向她求婚之前，先完成一件事──戒毒。

愛情的力量是如此的偉大。當阿勇仔聽見這個條件之後，短短三週內，就把多年的毒癮戒得一乾二淨。

沉醉在愛情的滋潤與重生的喜悅，阿勇仔似乎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對未來滿懷憧憬的阿勇仔，更是日以繼夜的苦幹實幹，很快的就又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店面，而勇嫂仔也在這個時候，答應了阿勇仔的求婚，願意在人生的旅途上和他相扶持。這世界的一切，在阿勇仔的眼中似乎又變得如此美好……

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著結婚的一切時，婚前健康檢查的通知卻告訴阿勇仔，他已經遭受了HIV病毒的感染。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這對阿勇仔和勇嫂仔是多麼大的打擊。生命中即將綻放的花蕊就這麼被連根拔起……

但是，勇嫂仔只是淡淡的對阿勇仔說了一句：「沒關係，我陪你。」

在沒有任何親友知道事實的情形下，他們倆還是大宴賓客的結婚了。婚後不久，阿勇仔就病發住院。在AIDS病房進進出出了好幾次，卻是一次比一次瘦削和衰弱。每次病況改善出院後，據說阿勇仔都還是不眠不休的工作，想把握住剩餘短暫生命中的每一秒，為他和勇嫂仔共築的家園多奠下一分基礎，卻又禁不起過度的勞累而再度病倒住院。

這次入院，阿勇仔的病況比以前都糟，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還有機會出院。勇嫂仔一如最初瞞著夫家和娘家所有的親友，只告訴他們阿勇仔得了肺炎，卻得面對夫家長輦們的閒言冷語，說勇嫂仔八字不是剪刀柄鐵掃帚，就是狐狸精，不然那有好好一個壯碩的大男人結婚不到三年就瘦得不成人形，而且連個子兒也生不出來。不僅如此，勇嫂仔還是要獨自擔負起店裏的一切打點，期望能早日將地下錢莊的欠債還清，不要再被滾雪球般的利息拖累。



「但是，」我打斷護士小姐的話，總覺得心裏有個好大的疑問，「為什麼勇嫂仔看起來一點都不難過？」

「誰說她不難過？」護士小姐張大了眼睛說，「其實勇嫂仔常常在阿勇仔睡了之後，半夜偷偷跑來護理站掉眼淚。只是勇嫂仔告訴我們說，儘管她為了阿勇仔背負了這麼多，可是她知道阿勇仔曾經為了她振作，為了她付出，就算阿勇仔今天因為毒癮染上AIDS，只要當初阿勇仔願意為了他們的愛而勇敢戒毒，那就夠了……」

我忽然啞口無言以對。想像著勇嫂仔在阿勇仔剩餘的一分一秒中，依然如和煦的春陽般溫暖著阿勇仔，卻把艱辛孤寂的寒冬留給自己。

「那就夠了，……」簡單四個字，可是卻真的好深好深……

那天之後，每天例行查房時，總免不了多看阿勇仔一眼。說不上是特別關心，卻比較像是對他們所付出與曾經經歷的一切致意。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阿勇仔的病況卻是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到阿勇仔床畔去探視他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隨著靜脈注射的增加，阿勇仔手腳已經快找不到可用來打針的血管了。每次靜脈留置針需要更新時，總要翻來覆去找遍全身，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

一天下午，當我已經費了快半個小時，卻依然找不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時，阿勇仔忽然平靜的對我說：「不用再找了，我不想再打針了。」

我驚愕的抬起頭，望著他那空洞冷漠的眼神與深陷瘦削的雙頰，「為什麼？」我理所當然的問他。

阿勇仔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反問我一句：「你看我最快下星期會不會死？」

我愣住了，不知道要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好恨好恨，」阿勇仔望著窗外初秋湛藍的天空，淡淡的說，「恨自己當初為什麼要吸毒，為什麼要墮落；恨自己為什麼要拖累自己心愛的老婆；恨自己為什麼不趕快死，不要再麻煩大家……」

我不想說一些虛偽矯情的安慰，因為阿勇仔和我都知道他一定會死，而且很快。不想安慰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那一刻我忽然發現，如果我是阿勇仔，如果我也必需面對自己心愛的人承受這麼重的負擔，我可能也會說同樣的話……

那天之後，阿勇仔開始拒絕任何的治療，也不再願意進食。不管勇嫂仔如何勸說，阿勇仔還是一樣的冷漠及堅決。勇嫂仔哭著跑來找我們，希望醫師或是護士們能去勸勸他。

「哎，我看還是你去好了，阿勇仔好像比較願意聽你的……」護士小姐拍拍我的肩膀。

「我去？」

當一個醫療人員發現，如果他站在病人的立場，也會作出相同的決定時，又怎能很虛假鄉愿的期望並說服病患繼續接受病毒的折磨，只為了社會主流價值向來認為，醫療人員就是應該鼓勵病患勇敢的活下去，不管他們精神或肉體上已經遭受多少苦痛？

在走到阿勇仔病房的短短幾步路上，我努力的思索著這個問題……

「嗨！他們說你都不吃飯，不吃藥，也不打針了？」我走進阿勇仔的病房，隨手拉了一張椅子坐在他的床緣，很輕鬆的對他說。

阿勇仔撇過頭，十月初過境的伯勞在尚未轉涼的初秋，沐著午後的陽光，吱吱喳喳的在枝頭上雀躍。

「她們叫我來勸勸你，說你可能比較聽得進我的話……」

阿勇仔還是不發一語的凝視著窗外。於是我若無其事的說，「可是我覺得好為難耶！因為我一直覺得，如果我是你，我應該也是會這樣做……」

阿勇仔這才瞪大了眼睛，詫異的回過頭來，「為什麼？！」

「其實說真的，好羨慕你們夫妻倆……人生一輩子之中能遇見自己願意完完全全付出的對象，也曾經真心真意的付出過，真的是一件很令人羨慕的事。」我誠懇的對著阿勇仔說，可是不曉得怎麼了，自己說得有點結巴，有些心虛。

心裏有另外一個不屑的聲音在問我自己：「是嗎？當如此迫切的面對死亡的時候，你還能這麼從容的這樣告訴自己曾經愛過就夠了嗎？如果不行，那你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裏，想用這樣的話來勸人家？……」

所以我也愣在那兒，老半天說不出話來。空氣中瀰漫著病房陰沈的霉溼味與有點尷尬的沈默。

「其實，……」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知道就算我是醫師，也沒什麼立場和資格和你談論死亡的問題。因為不管我對你說什麼，你都大可以回我一句：反正要死的又不是你。」

阿勇仔眼睛瞪得大大的，大概沒想到我會忽然轉一百八十度的這樣對他說話。「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沒有人會因為你得了AIDS就看輕你，也從來不會認為AIDS是對同性戀或吸毒者的天譴。如果這世界上真的因為做了那些事就應該得那些病的話，那麼那些貪官污吏早該萬病纏身橫死街頭了，不是嗎？」

阿勇仔笑了，很難得的笑了。

「不過說真的，你們夫妻倆真的很讓人感動。我也知道你不吃飯不打針是為了希望自己早點結束生命，不要再拖累你太太。不是嗎？」

阿勇仔點點頭。

「我想你很清楚自己會死，而且應該不久。可是我也會死啊，就算比你多活個幾十年，我也一樣會死。我也不想勸你要怎麼努力的延長自己的生命，反正你本來就權決定自己的生命要怎麼活，或是怎麼結束。只是……讓自己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天，就替自己找個理由好好的活下去，好嗎？」

「為什麼不像窗外那片楓葉一樣，即使要凋落了，卻還是那麼的美好？」我對著阿勇仔眨了眨眼，走出了他的病房。

隔天，護士小姐告訴我說，阿勇仔半夜裏忽然爬起來要東西吃，而且希望值班醫師再幫他打針。

我笑了，因為我知道阿勇仔找到了讓自己多活一天的理由。

很快的，在AIDS病房的實習期滿，我也輪調到其他的單位繼續我的實習醫師生涯。之後偶爾路過AIDS病房，我還是會特地繞過去探望阿勇仔，甚至如果他身上的點滴滴得不順，他還會要求我把他身上所有的靜脈留置針重打一遍。雖然阿勇仔的病情改善不多，可是我從阿勇仔的眼裏又看到了生命的光采與鬥志。

我知道阿勇仔還不會死，至少還不會那麼快死。

畢業之後，我在金門服醫官役，奉派兼任防區戒毒班的授課教官。那是把各部隊中所有曾犯煙毒前科或自承有吸毒習慣的弟兄們集中起來，利用團體生活和教育，期待他們能早日脫離毒癮的單位。戒毒班所在的位置僻靜而優美，每次下午去授課，我都寧可犧牲午休時間，自己捨車徒步前往，只是為了能在路上那一片楓樹林中悠閒的漫步。

那個深秋，在去戒毒班授課之前，輾轉從以前的那些護理同仁的來信得知阿勇仔已經過世的消息。據說阿勇仔走得很平靜，就那麼緊緊的握著勇嫂仔的手，像任何一部唯美的電影情節般陷入昏迷後過世，沒有一般AIDS病人因為卡波西氏肉瘤出血或其他併發症所造成的苦痛。我微笑平靜的闔上信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就好像送走了一位遠行的好朋友，有點不捨，有點懷念，卻帶著更多更多的祝福。

走進戒毒班的教室，面對的依舊是那一張張年輕、叛逆、急於成長卻不小心絆了一跤的面孔。走上講台，攤開那一疊制式的講義，拿起粉筆，轉身正想寫下授課的主題時，不小心映入眼角的是那一櫺秋色，就像當初阿勇仔窗外一般湛藍的天空，一樣醉人的楓紅，與一樣在冷冷的枝頭雀躍的小候鳥。

我微笑著想起了阿勇仔，卻霎時發現AIDS病毒奪走最珍貴的東西其實不是健康，不是生命，而是繼續愛人與被愛的權利。

丟下粉筆轉過身，砰然闔上講台上那一疊資料。

「你們之中，有女朋友的請舉手！」那些年輕弟兄們詫異的彼此看了看，搞不清楚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卻也幾乎全都舉了手。

「謝謝，請放下……那麼你們之中，覺得自己真的很愛自己女朋友的請舉手！」台下沈默了一會兒，竊竊的笑聲裡稀稀落落的有些人舉起了右手。

我笑了笑，於是開始平靜的對著那一群年輕的弟兄述說著阿勇仔的故事。說著說著，看著那一對對桀傲不馴的眼神開始為之動容，有人甚至還紅了眼眶。望著窗外枝頭上的最後一片楓葉，我想，阿勇仔應該不會太介意我把他的故事告訴這些一樣曾經跌了一跤的生命吧……



（註一）Hippocratic Oath ：希波克拉提斯誓詞，醫學生畢業行醫之前所必須宣誓朗誦，內容大致為醫師應不分疾病、性別、人種、社會地位奉獻自己救治病人。

本文1998年初刊於我在geocities的個人網頁，1999年刊載於《南方電子報》，現經天下文化收錄於《醫學這一行》合輯

延遲處決

Delayed Penalty


（星期五　17:25）

拖著開刀開了一整天的疲憊身子，忍著站了快十個小時的疼痛，踮著腫脹的腳尖，一步一跛的走出開刀房，腦子裏想的不是熱騰騰的便當，只要能讓我倒在值班室的床上，把這雙快站斷了的腿架在床欄上十分鐘就心滿意足了。

當然，這種美夢要是能輕易如願，外科醫師也就不叫作外科醫師了。才剛踏進電梯，門都還來不及關上，呼叫器就沒命般的響起。低頭一看，又是開刀房的分機號碼，我卻已經累得垮在電梯的壁上，只好眼睜睜的看著電梯門緩緩闔起，連移動半呎的力氣都沒有。

出了電梯，撐著找到最近的護理站回呼叫器，心想一定沒什麼好事。果然電話那頭傳來總醫師簡單扼要的六個字：「二房（指第二間開刀房），槍傷，快來！」也顧不得自己的腳痛了，連跛帶跳的又衝進電梯，趕快利用電梯下樓的這十幾秒，顧不得電梯裏其他人的訝異眼光，當場就坐在電梯裏的地板上，反正只要能讓我可憐的腿休息，那怕是十秒鐘也好。

電梯門一開，我深吸了一口氣，勉強再打起精神，從地上撐起來趕緊跑向開刀房。擦身而過的晚餐推車散發著食物熱氣和香味，刺激我的肚子咕咕作響，才想起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吃東西耶，只在一大早進開刀房之前匆忙喝了一瓶鮮奶。看來，今天的晚餐又要離我遠去了……


（星期五 17:33）

開刀房裏人聲鼎沸，麻醉科、急診外科、胸腔外科、心臟血管外科、一般外科、泌尿外科值班的同仁們全來了，急救的繼續急救、麻醉的準備插管麻醉，還夾雜著趕忙進進出出準備手術器械的護理同仁。其他各科的學長們聚在牆上掛的X光片前，急切的交換著各科的意見及擬定最佳的手術方式。

「子彈入口在那？」「右肩胛骨上…」「要不要找骨科？」「可能要！」「出口呢？」「沒找到，子彈應該還在體內……」「那裏？」

一位學長唰的一聲掛上另一張X光片，片子一掛上去，大家倏地靜了下來。X光片上清楚的看見子彈就嵌在骨盆腔內的大動脈附近。在場每一個人心裏想的可能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說，沿著子彈經過路徑的肺臟、橫膈膜、肝臟、膽囊、腎臟、腸道，加上分佈的血管、神經，都可能已經嚴重受損。這之中孰輕孰重，孰急孰緩，都必須在這幾秒鐘內決定。

死寂般的五秒鐘好像五分鐘那麼長，空氣中只剩下麻醉機上心電圖監視器傳來規律但加快的嘟嘟聲。

各科的學長們大家對看了一眼，似乎默契就在那一剎那間凝聚。

「心臟外科和胸腔外科成一組人開胸，一般外科另一組人開腹腔，其餘各科standby，Go！」

一聲令下，消毒刷手的、調整病人姿勢及燈光的，聯絡各科支援人手和所需器械的，大家都以最快的速度忙碌的分頭進行。

「喂！有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受傷的？」不知道是那位醫師忽然在一團忙亂中大聲冒出了這個大家都忘了想到的問題。

「管他咧！先救人再說，會不會活都還不知道，問這幹麼？！」開刀房的另一頭也傳來不知是誰的回應。

先請胸腔、心臟外科的醫師開胸，一般外科的醫師開腹腔，最主要的考量是先把可能立即危及生命的大型動脈、肺臟或肝臟的大出血先想辦止住，其餘的損傷再依序慢慢來處理。那時候的我，正輪調在一般外科接受訓練，自然是在一般外科那組人之中。


〈星期五 18:24）

手術台上站滿了人，充塞著沾血的紗布、器械刺眼的反光、真空吸取器的嘶嘶作響與電刀燒灼一貫的焦臭，每位醫師都想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血及受損的主要部位。

「找到了！」「肺動脈和肺靜脈好像都沒受損，右下肺葉被打穿一個洞而已！」「鎖骨下動靜脈都沒事！」「右橫膈膜被打穿一個洞！」胸腔外科和心臟外科的醫師們接二連三傳出傷勢比預期輕微的消息，讓大家稍稍喘了一口氣，至少表示我們手中握有更多的籌碼和死神戰鬥。

可是腹腔內的情形就沒這麼樂觀了。

才一打開腹腔，殷紅的鮮血便泉湧而出。真空吸取器全速的吸著腹腔內的血水，一般外科的學長把手伸向肝臟一摸，沈重的說了一聲「右肝！」，我的心裏也響起一句「這下麻煩了！」……

好不容易把腹腔那兩千多CC的血水吸盡，麻醉科醫師也盡全力的輸血。只見肝臟右側被子彈穿了一個黑黝黝的洞，血水正不停的自其中汨汨流出。學長和我看了看傷勢及出血的速度，彼此對看了一眼，「只好把右肝切掉了！」

「血管標識帶！」「準備夾住肝門動靜脈……計時開始！」為了阻遏大量的出血，我們必須暫時夾住肝門動靜脈，也就是暫時阻斷肝臟大部份的血流，一方面減少出血，一方面使受損部位的肝臟切除工作容易進行。可是相對也使肝臟處於極度缺血的狀態，所以只能在肝臟可容忍缺血的有限時間之內完成受損部位的切除工作。換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像拆除定時炸彈的特勤小組，只是如果拆除炸彈失敗，大不了大家一起同歸於盡；可是手術一旦失敗，我們卻要活著，一輩子面對傷痛的家屬，和我們自己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陰影。

學長手中的電刀熟練的一點一點的切除著受損的肝組織，牆上的計時器也一秒一秒的倒數著肝臟可以忍受的缺血時間。這時候，外頭的消息陸陸續續的傳進手術室來。

「喂！聽說是搶銀行被打到的！」進進出出的同仁們七嘴八舌的帶進最新的消息，「那他到底是警察還是搶匪？」「不知道耶，再去打聽看看好了……」「聽說是搶匪耶，還是現役軍人！外面好多警察，軍方的人，還有好多新聞記者和攝影機喔！」「中校耶！居然還持槍搶劫，那不是死定了嗎？」「對阿！軍法裏現役軍人持槍搶劫好像是唯一死刑……」
頓了幾秒鐘，不知道誰的聲音說：「那我們還救幹嘛？……」


（星期五 19:15）

一陣沉寂倏地壟罩了整個手術室，「那我們還救幹嘛？」……

沒有人願意先開口回答這個問題，只剩下器械的碰撞聲和心電圖監視器的嘟嘟作響。切除右肝的工作仍然盡全力飛快的在進行。這是和死神搶時間，因為暫時阻斷肝臟的血流供應之後，我們必須在幾十分鐘的時間限制內完成右肝的切除，否則一旦超過肝臟可以忍受的缺血時間，就算完成了右肝的切除，剩餘的肝臟組織也會因為缺血時間過長而壞死，造成病人在手術後因肝衰竭而死亡。

我抬頭瞄了一眼，學長眼鏡後面那雙專注的眼神，似乎絲毫不因為身旁的那些談話而有所改變。很多時候，對一個外科醫師來說，被迫必須學會將手術檯上的綠被單中所露出血淋淋的器官與 「生命」作適度的隔離，尤其是當自己還無法完全去承擔生命除了軀骸之外那複雜的一切時。也幸好社會主流價值觀在這一點上充分的以道德的光環掩飾了人類無法面對生命複雜性的脆弱……

「醫師應該不分病患的國籍、種族、膚色、性別、社會地位，一樣給予全心全力的救助……」醫學倫理課上的老教授是這麼教的。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制約我們，在醫療的行為上，病患的生命應該是要被平等對待的。對一個同樣是血肉之軀的外科醫師來說，這等同於把每一個躺在手術檯上的病患都當作是一樣的軀體，而把病患生命中的其他也蓋在綠被單之下。

至少，我從學長的眼底窺到了這一點。在這個時候，他所專注的已經不是病患，不是生命，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受損的右肝完美的切下。他的專注像雕塑水晶玻璃的藝術家，必須在玻璃冷卻成形之前完美的結束一切。這一刻，他專注的是對自我完美的堅持，不是病患，更不是生命。

可是，畢竟這樣的外在行為完整的符合了社會價值觀對醫療行為的普遍要求，所以……誰在乎呢？至少，在望著他口罩下雙眼的那一刻，我是這樣想的。


（星期五 19:54）

切除右肝的工作仍然與肝臟可忍受的缺血間一分一秒的競賽著，學長鏡片後專注的眼神也未稍見鬆懈。

「血壓多少？」我回過頭問麻醉科醫師。「80/50」「穩不穩得住？還是一直往下掉？」「盡量啦……不過還好，剛才有點低，現在看情形應該穩下來。」如果血壓一直無法維持在一定的水準，那表示在我們尚未發現的地方還有因為子彈穿過受傷而還在出血的部位。

「四十分鐘！」開刀房護士小姐提醒我們肝臟的血流已經被我們中斷四十分鐘，也就是我們大概只剩下十分鐘的時間來完成受損右肝的切除工作。我瞄了一眼牆上的掛鐘，再看著那血泊中已經被切掉一大半的右肝，心裡打量著十分鐘夠不夠我們成剩下的切除工作，手中的器械卻也很有默契的和師兄同時加快速度，大家也都嗅到這十分鐘是致命或救命的關鍵，一屋子的人都不由得靜了下來，只剩下一室的死寂和各式各樣機器的聲響。

開刀房的電話忽然響起，一位護士小姐奔過去拿起話筒，幾秒鐘之後轉過頭來說「陳醫師，你太太問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你兒子發燒三十九度半…」師兄已經結婚，有個幸福令人稱羨的家庭，還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只是孩子的身體都不大好，前幾天大女兒才因為疑似感冒併發肺炎而住院才剛痊癒回家，聽起來小兒子好像也跟著生病了。

師兄不作聲，手中切持右肝的工作也繼續著，過了十幾秒鐘，「陳醫師？……」護士小姐懸著手中的話筒等著師兄的回答，我也提起眼看著學長未曾移開的專注眼神，關心的問學長：「學長……你要不要找人來接替？……」

「現在幾點？」學長的眼神絲毫沒有移開那受損的肝臟與手中的器械，平靜的問我。「八點……」「十點以前到家。」

「十點以前到家！麻煩跟陳醫師的太太說！…」我大聲傳誦著學長的回答。

「多久了？」學長忽然接著問我，我愣了一下，才意會過來他問的是肝臟的缺血時間。我再看了一眼牆上的鐘，「還四分鐘」我回答。受損的右側肝臟已經幾乎被我們切下，只剩下最後一點點的連結。「血壓多少？」「還好，穩在80/50」麻醉科醫師這樣回答。

「我們右肝切下來了喔……準備肝臟恢復血液灌流！」這個動作就像定時炸彈被拆掉了引信之後再被試著啟動電源，如果我們切除右肝時對肝臟內大小血管的處理不夠完善，重新血液灌流之後，肝臟被切除的斷面會立刻鮮血直流，像到處漏水的水壩一般，止都止不住。

當學長把夾著肝們動靜脈的血管鉗慢慢的移開時，手術台上的幾雙眼睛全盯著肝臟被切除的斷面，一直到血管鉗完全被鬆開移去。「血壓請拉高一些，謝謝。」我轉頭向麻醉科醫師說。如果血壓適度的升高，肝臟的切除面還是沒有出血，那麼切除右肝的工作就算完成。

麻醉科醫師一面盯著血壓的監視螢幕，一面調整著麻醉與控制血壓的藥物，我們則是一直握著手中的器械監視著肝臟被切除的斷面，準備一旦有任何出血的跡象，就必須中斷血壓的升高來進行止血的工作。

「130/90……」麻醉科醫師告訴我們血壓的升高情形。肝臟的斷面焦黑的靜靜的躺在那兒。沒有出血，切除工作完成。

大家喘了一大口氣，似乎看起來最麻煩的工作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檢視其他臟器的受損情形與找尋彈頭。


(星期五 21:15)

我們仔細的檢查過每一段消化道，從胃，十二指腸，小腸，大腸，都沒有被子彈擊傷的現象。看來腹腔中的器官只有肝臟受損，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找到與取出彈頭。

肝臟的下後方有個拇指大的破洞，從之前的X光判斷，子彈應該是從這裡穿入後腹腔而卡在骨盆附近。只是讓我們稍感放心的是並沒有明顯的出血從這個破洞中湧出，至少這樣看來腎臟跟大血管被波及的可能性不大。

開刀房的電話又響起，這次是開刀房外面的長官們打進來的，「外面的大頭們在問我們還要多久……」護士小姐聽了電話後壓低著聲音問我們。「還早咧……子彈都還沒看到，叫外面的人慢慢等啦！……」好脾氣的學長難得會這麼沒好氣的回說。

我們一點一點的沿著那個穿入後腹腔的破洞打開後腹腔，一面檢視著可能受損的組織。腎臟和輸尿管都沒受損，泌尿系統方面可能沒有問題。終於在一片滲血的後腹腔組織之中瞄到了子彈黑黑的影子。

「找到了！」大家隨之是一片夾雜著驚呼聲與鬆了一口氣的嘆息，可是學長卻一點也不作聲。我正覺得奇怪，再仔細低頭一看，黝黑的彈頭正嵌在後腹腔綿密的血管網之上，鮮紅的血水正自子彈的邊緣汨汨滲出。

這下子我們面臨一個難題：要不要把子彈從這一堆血管網之中取出？如果勉強取出子彈，受損的血管勢必當下流血不止，我們是不是有把握能在病人失血休克之適當的止血？如果不行，是不是有其他的取代方式來留住這個病患的生命？

「請心臟血管外科的醫師過來一下！」學長跟開刀房的護士小姐這樣說。心臟血管外科的醫師在開刀房的休息室中待命著，不到幾秒鐘就進到開刀房，看了一眼傷口的情形之後毫不猶豫地說「子彈不要拿！」

心臟外科醫師的考量是，如果貿然在此時取出子彈，後腹腔靜脈叢出血的後果真的是我們所不能預期，可能病患就因此喪命也說不定；如果讓嵌在靜脈叢的彈頭就留在原位，頂多只是冒著局部感染的風險而已，更何況一方面子彈是高熱進入人體，會造成感染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手術後以抗生素有效的控制，更可以使感染的可能減到最低。不管怎樣，都犯不著冒這樣的風險去取出子彈。

「好吧，那我們準備關傷口了。」學長在聽完心臟血管外科醫師的建議之後，也決定把彈頭留在原位，先救了命在說，就算要取出彈頭也事先活下來以後的事。

可是就在大家都準備開始關傷口的時候，開刀房的電話又忽然響起，護士小姐接了電話之後大略向電話的那頭報告了一下手術進行的情形，一聽就大概知道是上面的長官們打電話來關切手術進行的情形。一會兒，護士小姐轉過頭跟學長說：「陳醫師，主任要跟你說話。」

護士小姐拿著話筒讓學長靠過耳去，「是，…是，…我知道，……好。」學長回答著電話的臉色越來越凝重，一會兒掛上電話，學長跟大家宣佈說「要拿子彈，上面的意思。」大家一聽譁然，紛紛問學長為什麼。學長不願意作聲，拿起器械就準備開始取出子彈的工作。

跟學長一起工作也有一段時日，知道在這種時候他有他的壓力。所以我也不作聲，靜靜的幫著學長作取出子彈的準備工作。當四周的譁然逐漸平靜，學長才用小得不能在小的聲音跟我說「上面的人要彈頭……」我不作聲，知道學長不想這件事引起另一波喧嘩，所以我靜靜的等著學長的下一句話。「……因為圍捕行動中有警察有憲兵，上面的人要彈頭比對到底打中搶匪的是哪一把槍。」

在多年前的那個時代，對於這種來自「上級長官」的壓力，我們能做的真的很有限，知道也沒有什麼我們可以抗辯的餘地，只好跟著學長準備硬著頭皮冒著大出血的危險取出子彈，好對那些所謂的上級單位有個交代。

當我們把子彈嵌在血管中的部位再次探索暴露出來，望著那在一堆糾結血管中的彈頭，我和師兄都明白取出子彈之後會發生什麼事。「麻醉科……麻煩先多叫一些血準備，等一下可能會需要。」我和學長盡力想著一切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期待能在這些狀況發生之前先多做一分準備。

當一切我們認為可以預先設想的狀況準備妥當，學長夾著彈頭，一點一點的把它自嵌住的血管叢中取出。果然不出所料，殷紅的鮮血隨著取出的子彈如泉湧般流出。

後腹腔靜脈叢不像一般的血管出血，一般的血管出血有著明顯的血管斷端，可以用雙極電刀或是一般電刀直接在出血處燒灼止血，或是比較大的血管可以直接將斷端結紮來止血。可是後腹腔靜脈叢顧名思義就是一堆糾結成團的靜脈，不管是燒灼或是結紮止血的效果都不大，還往往會在止血的過程之中會對靜脈叢造成新的傷害而越弄越糟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一般外科醫師對這個地方的血管大多避之唯恐不及。

「血壓開始往下掉了……現在60/40」麻醉科醫師對我們提出警告，儘管知道麻醉科醫師會盡力輸血來維持血壓，可是如果我們不能趕快解決後腹腔出血的問題，病人可能在幾分鐘之內就會因為出血過多而死亡。


〈星期五 23:50 〉


一個半小時過去，儘管我們試過電燒，止血棉加壓，出血點結紮，還有所有我們任何可以想得到的止血方法，病人的後腹腔還是依然像一片沒有做好防水的擋土牆一般到處都在滲血。病人的血壓在麻醉科全力的幫忙下勉強維持在可接受的最低限度，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樣的血壓可以撐得了多久。

開刀房裡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幾個小時之前，當這個病人接受手術之前，大家一致的認為儘管他是可能面臨軍事審判及死刑的搶劫現行犯，可是不管怎樣，醫護人員不應該因為這樣而對這個病人有任何差別的待遇。至少大家在接受醫學教育的養成過程之中是這樣被制約的。可是當手術已經進行了好幾個小時，尤其是在大家一天的辛勞工作之後，這樣的道德制約逐漸地被肉體的疲憊侵蝕。

「陳醫師……既然我們就算把這個病人救起來，他還是免不了要被槍斃，那我們為什麼不乾脆讓他這樣走掉，反正也不會有人怪你，而且病人還不用被救起來之後還必須面對審判和另一次的死亡……」護士小姐之中有人試探性的這樣囁嚅。

我還來不及聽學長的回答，開刀房的另一角就傳來斥責的聲音，「怎麼可以這樣！就算他是搶劫犯也是人啊，怎麼可以這樣就讓他走掉，這樣是謀殺耶……」不曉得是誰搶了一步回話，那位護士小姐也就不再多作聲。

手術繼續……


〈星期六00: 25 〉

在「上級單位」把彈頭拿走之後的3個小時，我們還在面對後腹腔出血的夢靨。來接大夜班的護士小姐說，開刀房外面的媒體記者和人群早就散了，只剩我們還在這裡為了這個陌生搶匪體內的出血搏鬥。

電話聲又響起，護士小姐才聽了幾秒鐘就轉過頭緊張的對著學長說，「陳醫師！妳太太說你兒子發高燒抽筋了！……」我馬上接下學長手中的器械，好讓他奔過去接電話。學長要他的妻子先確定孩子的呼吸道沒有因為抽筋而阻塞，然後要她盡快把小孩送到醫院的兒科急診。

電話掛上之後，學長回來繼續我們止血的工作。「學長……你要不要先下去看看？」我關心的問著，記得看過學長小孩的照片，好可愛的孩子。「沒關係，我們趕快繼續……」師兄還是這樣堅持著。

「喂……陳sir，趕快回去啦，反正這個病人就算救起來也是死路一條，為了這樣的人損了家庭和孩子真的不值得……」麻醉科的林醫師和學長是同一屆的同學，彼此熟得很。

「對啦對啦……反正我們已經盡力了，也沒有人會怪你……」開刀房裡開始此起彼落的有人附和這樣的意見。

我靜靜的抬起頭，用眼神問著學長的意思。說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放手，不會有任何人怪罪我們。這樣的一個生命死亡，頂多也只是隔天新聞報導這則搶案的時候，主播的播報稿上多了一句「嫌犯在送醫之後不治死亡」而已。反正上級要的彈頭也已經老早取出，該交代的也都有個交代了，剩下的，真的只是主刀者自己的一念之間。

學長的雙手停了下來。我知道他也在考慮，在掙扎。對任何一個外科醫師而言，這樣的一刻的確不是任何醫學倫理的教條足以作為衡量的依據的。

「繼續。」學長這樣說。

「不要啦，陳醫師……你小孩還在急診耶……」護士小姐之中有人這樣說。

「血輸了多少？」學長好像全然沒聽到那問護士小姐的問話似的。「快兩萬了」，麻醉科醫師這樣回答，也就是說從後腹腔的失血已經將近兩萬西西。後腹腔靜脈叢的出血是已經被我們止住了一大部分，可是誰也沒把握要把剩下的出血止到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還要多久……


〈星期六 2:08〉

經過將近8個小時的努力和兩萬多西西的輸血，我們終於控制住了後腹腔靜脈叢的出血，學長的孩子也平安的在醫院的兒科急診接受照護。帶著疲憊不堪的軀體，把病人送進加護病房安置好之後，我連回家的氣力也沒有，在醫院的值班室裡找了張床倒頭便睡。隔天，一如往常的任何一個工作日，一樣的上班，一樣的開刀，一樣的疲累。那個搶匪在加護病房中住了幾天之後也順利的轉到普通病房，不久就被憲警人員帶走出院了。



將近半年之後，醫院裡輾轉流傳著學長離婚的消息。聽到消息的我先是驚愕，然後是心痛。印象中學長一直是個好丈夫和好父親，大家也都揣測著學長離婚的原因。可是學長在大家的面前一點也沒有異樣，一樣每天繼續著開刀和照顧病人的工作，所以不但大家很難相信學長會離婚，甚至還有人把這樣的傳言斥為無稽之談。

好不容易有天開完刀，在開刀房的更衣室中只剩下我和學長。我鼓起勇氣吞吞吐吐的問他，「學長……有人說你已經……」

師兄不待我接下去問，很直接的點了點頭。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我關心而不解的問。

學長搖了搖手，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想多談。

我靜靜的換好衣服，沒再多問或多說什麼。

學長走到門口，緩緩的回過頭來對我說，「你記不記得那天晚上，我們開刀救那個搶匪的晚上？」

我當然記得，那天十幾個小時的努力，幾個月之後聽說那病人還是被槍決了。

「因為那天？」我帶著一點懷疑的問著學長。

「她說她沒有辦法跟一個把一個陌生人的生死看得比自己的妻子和發高燒抽筋的孩子重要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一輩子……」

我啞然的站在那兒。

「趕快回去吧，你也累了一天了……」學長體貼的對我說。

「學長……」我忽然叫住了已經轉身離去的學長。「可不可以告訴我，那天晚上為什麼要堅持救那個搶匪？……」

「那天晚上，其實你也放棄了，希望我早點停手讓大家回去休息，對不對？」師兄沒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帶著一點笑意的反問我。

「對……」我有一點不好意思的點點頭。

「你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手塚治蟲的漫畫『怪醫秦博士』（後來叫怪醫黑傑克）？還記不記得裡面有一個單元，是怪醫救了一個因為搶銀行被警察追捕而從高樓跳下的男孩子。當怪醫好不容易把男孩子的生命從死神手中搶回來，卻又眼睜睜的看著男孩接受審判之後被送上電椅？」

我點點頭。

「其實，說什麼也不會想到這麼些年之後自己居然也會經歷這樣的掙扎。」師兄帶著一絲感慨的嘆息浮在臉上。「為什麼要救？我也不知道。當然不是為了那些什麼醫師誓言裡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只是……」

我張大著眼睛等這師兄的回答。

「就這樣子了。自己作的決定，自己就要承擔……就這樣子囉。」師兄轉身離去之前，丟下這樣的一句話。

那天下了班之後，雖然好累好累，可是我沒有如往常般的回家。一個人茫茫然的走在大街上，茫茫的看著街上每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面孔，想著自己會在未來的什麼時候必須面對這樣的掙扎與選擇，必須為著這擦肩而過的任何一張面孔放著自己心愛的妻子與家人，而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又何辜必須去面對這樣的承擔……

好累好累，那天。比任何一個下了班的晚上都累。



畢業多年，當我們也都已經經歷過總醫師及專科醫師的訓練之後，一次同學的婚禮上，同學們好不容易難得聚在一起。我坐的那一桌恰巧都幾乎是後來選擇外科系的同學，大家除了互問近況寒喧之外，總是聊著各家醫院的八卦和人事異動。忘了是誰忽然提起那位學長，聽說之後就離開大學醫院，回到中南部的小地區醫院去執業。當然，免不了又有人提到學長離婚的事情。酒酣耳熱之際，我也就和同桌的同學聊起那天晚上開刀的事。這麼多年來，自己的許多經歷讓那一個晚上的記憶更難遺忘。

「那有什麼，我還不是這樣離了婚。」沒想到坐我對面的同學聽完我講述那個晚上的經過，猛不然的搭上這一句。

整桌同學都有點尷尬的愕然，但是沒有幾秒鐘，另一個同學拿起手上的酒杯，「來啦！離婚的乾一杯！我也是。」

於是，大家就這樣笑開了，開始卸下彼此的矜持，沒有顧忌的聊著彼此這幾年來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沒想到，一聊開來才竟然發現，整桌同學離婚的離婚，分手的分手，堅持單身的還是堅持單身，沒有一個家庭婚姻美滿健全的。笑鬧之間忽然有人發現當天結婚的同學也是外科，於是開始有人鬧著提議要賭，賭台上正在結婚的同學什麼時候會離婚，完全無視於台上婚禮的進行，就這樣哄堂大笑鬧成一團。

婚禮的司儀要大家舉杯向台上的新人祝福，鬧哄哄的一群人舉著杯子站起來。不知道怎麼了，那一刻我卻忽然又想起那天晚上的一切一切，和自己這些年來所經歷的點點滴滴。


「就這樣子了。自己作的決定，自己就要承擔……就這樣子囉。」

殘臂斷指

The Crushed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畢業退伍之後會選擇這個不起眼的小醫院作為自己醫師生涯的起點，這個問題連我媽都問了我好幾百次。同學們畢了業大多是留在醫學中心或大型教學醫院，按部就班的過著一年捱過一年的住院醫師生涯，很少有人會像我們這群傻子一樣，窩在這種工業區裡的小公家醫院一待就是好幾年。

醫學系的最後一年來到這家醫院實習的那兩週之前，我根本聽都沒聽過這家醫院，來實習的第一天早上還是看著地圖找到的。急診外科的醫師恰巧是以前醫學院棒球隊熟識的學長，我那時候實習的工作就是協助學長作一些簡單的縫合。
那天早上，一個長得像外勞的先生握著自己的手臂衝進急診室，鮮血染紅了他沾滿污漬的工作服。拉開他的袖子之後我當場楞在那兒，他的整隻前臂的皮膚都像龜殼一般裂成碎片，可是底下的肌肉血管卻好端端的在那裡搏動。隨後趕來的工廠領班說，他是被一台真空吸引的機器把整隻手臂吸進去，經過簡單的檢查我們也發現他的手部功能大致完好，就是真的「體無完膚」，整隻前臂的皮膚就這樣爆裂成大大小小不等的碎片。

當然，這種單純的縫合就是我的工作。

準備好縫合需要的器械，我開始很專心的修補起那隻支離破碎的手臂。這種縫合對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足以勝任，只是他受傷的範圍實在太大，所以需要一些時間讓我慢慢完成。那位外勞也很配合，從打局部麻醉到縫合沒哼過半聲。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一針一針細細的縫也縫了快兩個小時。那工廠的領班忽然闖進急救室來，有點不耐煩的問我：「醫生啊，還要多久？」

「大概再半小時吧，快好了。」我頭也沒抬的說

「唉呦……醫生啊，那個外勞隨便縫一縫就好啦，我還要趕快帶他回去耶…」

我放下手中的器械，抬起頭白了那個工廠領班一眼，沒好氣的回他一句：「如果是你受傷，你要不要讓我隨便縫縫就好？」他聽了閉上嘴，識相的關上急救室的門出去，剩下我和那外勞，還有一室的死寂。

「謝謝你，醫生……」幾分鐘之後，那外勞忽然用還算標準的華語對我說。

這下子換我呆在那裡，不曉得該說什麼。

「你會說中文？」心想他整整兩個小時沒出半點聲音，害我以為他聽不懂也不會說中文，也就沒有和他交談。

「我是泰國華人，從小就說中文的……謝謝你喔，醫生。」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他聊著他來台灣當外勞的點點滴滴，是如何在泰國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離鄉背井，在台灣孤家寡人一個是怎麼樣被工廠的老闆壓榨，被工廠的領班欺負，又是如何的思念著千里外的妻兒。

那天，台灣股市再度站上萬點，可是自小在都市長大的我，第一次清楚而深刻的的感受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不是振臂高呼「福氣啦」，也不是經濟學課堂上的GNP與M1b，更不是宣導短片裡熙來攘往的人群與林立高聳的摩天大樓，而是每天每刻，被送來急診的這些殘臂斷指血肉點滴的累積。

畢業退伍之後，我就這樣放棄了原本可以留在中山南路那座醫學聖殿的機會，來到了這個工業區裡髒髒暗暗的小公家醫院。不為什麼，只是因為對我而言，醫學不只是穿著白色的醫師服躲在象牙塔裡供人景仰，或是淹沒在生化科技的迷思之中。既然醫學是「Science of Life」，失去對生命脈動的感受，離開人與人生必須經歷的苦難、折磨、矛盾、掙扎與無奈，醫學就只不過是利用著玩弄人性對關懷的需求及死亡的恐懼作為手段的高科技生化服務業而已。

在這裡每天看到的病人大多是社會最基底的一層，感受到屬於臺灣社會的生命脈動也更真實而強烈。

有次在急診一位中年婦人握著自己受傷的手平靜的走進來，污黑的棉布手套滲著血漬，應該是指頭的地方早已經被輾壓得扭曲變形，皮膚和肌肉的碎屑夾著棉布的纖維，就這樣硬生生的從棉布手套的隙縫中被擠壓了出來。小心翼翼的幫她脫下棉布手套，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經變成一堆滲著污血的碎肉渣，沒有什麼重建的希望，只有截肢一途。

我請那為婦人先躺在床上，先幫她做傷口的沖洗及初步的包紮，準備聯絡開刀房進行受傷手指的截肢。這樣因為工作職業傷害的病患每天都有好幾個，大部份的病患都會因為情緒的激動加上傷口的疼痛而哀叫或哭泣，可是這位婦人卻出乎意料的冷靜與平靜。

「傷口會不會很痛？需不需要我先幫妳打一支止痛針？」我擔心她是不是快痛暈了所以才不說話，可是婦人平依舊平靜的搖搖頭。

「妳這個是被『普列斯』（press，沖床，一般都直接台語音譯稱呼）壓到的吧？」看著她的傷勢，這樣的傷一早上已經是第四個，一面包紮我一面問著。

「這隻手已經被機器壓過三次了，」婦人看著自己即將被截去的手指，不帶任何情緒的淡淡的說著，好像受傷的不是自己的右手一般，「前兩次運氣好閃得快，只是皮肉傷，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

我抬起頭望著那位年齡和自己母親相彷的婦人，心裡瞬時被潮湧而至的心痛與不捨所淹沒。

「……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要多少的苦難和艱辛，多少的血淚和痛楚，才能把一個靈魂折磨得只剩下對生命的妥協與對命運的無奈？

「妳前幾次受傷之後，難道工廠都不會想辦法改進那些機器的操作方式嗎？」那年還天真稚嫩的我這麼無知的問著。

婦人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不像在難過自己即將失去兩隻手指，倒像是在喟嘆我對世事的無知，「有工作做就已經很偷笑了，老闆連發薪水都快要發不出來咧，哪還可以改什麼機器操作的安全？……再說為了家庭和孩子，再怎麼明知危險也不得不做下去啊……有工作做還算好的咧，我們左右旁邊的其他工廠，老闆都說過完年要等通知再來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或能夠說什麼。手外科的教科書上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就開宗明義的告誡我們：“Each inch of one's hand equals to each inch of one's financial life”，可是教科書上不會告訴我們，當這些失去的手指或臂膀代表的是生活的重擔，雇主的壓榨，未來的茫然與不知所措，或是許多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無奈時，我可以為這些已經失去的做些什麼。對醫師而言，這樣的一位病患不過是每天眾多職業災害的受難者之一，可能只是開刀房白板或護理站櫃檯上的一個名字。對雇主或政府而言，這樣的一位病患可能只是職業傷害通報的一個數字，或許只是勞工保險幾萬塊錢的補助和一紙殘障證明。可是對病患而言，失去的可能是一輩子的工作能力和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這些都不是任何的手術或津貼可以修補或補償的。

每天每天，看著一個又一個職業傷害的受難者以數不盡的殘臂斷指堆疊著台灣經濟架構的最底層，也不只一次聽見病人苦笑著告訴我「沒法度啊……遇到了就要認命，艱苦人生成就是這樣」，自己真的不知道該為這些人的遭遇嘆息，還是為台灣人對生命無奈的妥協及不得不的樂觀與韌性覺得悲哀。

不久之後，一位攝影家恰巧舉行關於職業災害的攝影展，我特地去仔細參觀了一下。黑白的巨幅相片聳動的對比著一幅又一幅的傷疤特寫。當天去參觀的人不多，我靜靜的在偌大的展覽室裡看著聚光燈下那一張張傷口癒合多年之後的影像，可是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這樣的傷疤在受傷的當時會是如何的血肉模糊，傷者會是如何的握著自己的傷肢一路滴著鮮血哀嚎著被送進急診，又在那一切的傷痛與憤慨都成為過去之後必須學會無奈的樂觀與接受，卻還是可能為了生活的現實又必須讓自己殘存的軀體繼續埋葬在經濟奇蹟的榮景之下，再一次的被踐踏著屬於台灣人的堅強與韌性……

知道自己並不能為這些人多做什麼，明天一早上班依舊會有這樣的殘臂斷指被送進急診來，屬於這個社會的傷痛，無奈與承擔一樣會不斷的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反覆繼續。可是當我走進我們每日住院費只要99元的健保病房，看見那一位又一位手指或手臂的殘肢上纏繞著紗布的病患，依然彼此談笑著，互相鼓勵著，關心著彼此的傷勢；嘲弄著，戲謔著彼此生命中的無奈。知道他們必須學會如此，才能讓自己苦笑著活下去。只好每天看著左手受傷的，慶幸自己不必像鄰床右手壓碎的必須學著用左手吃飯寫字；右手受傷的說，他比隔壁房那個鷹架摔下來下半身完全癱瘓的要好得多了；可是那位從高樓鷹架摔下，肝臟脾臟破裂，腹腔大量內出血，胸椎粉碎性骨折，脊髓嚴重損傷及雙下肢癱瘓，歷經生死關頭與多次緊急手術才從鬼門關被救回來的那位病人卻說：

「能夠活著就好了啦………..」




《後記》

這篇文章始作於1998年初，原發表在我的個人網站，99年底首度刊載於南方電子報，刊出後經各方不斷轉寄，迄今仍持續收到讀者的熱烈迴響。這些年來許多為勞工朋友職業傷害奔走努力的團體，也經常在不同的場合引用或轉載本文。令人高興的是，經由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終於在2001年10月31日催生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同時明訂每年4月28日為工殤日。儘管職業災害防治的工作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知道這個議題逐漸為大家所重視，就是令人覺得欣慰的事。
這些年來，這篇文章總是讓我自己每每顧及，仍是不免動容。每次讀著多年前寫下的文字，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那一張張不熟識卻難以忘懷的面孔。即使我已經不再於文中所提及的醫院服務，日常行醫也鮮有機會再於第一線接觸遭受職業災害的勞工朋友們，但是藉著在台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International Action and Cooperation Team, 相關資料請參見www.iaction.org）擔任志工的機會，為更弱勢的外勞職業災害持續貢獻一份心力。除了想給那些離鄉幾千里的朋友們一點在地的溫暖之外，也算是在每天享用這個社會的經濟成就果實之餘的一點小小回報。

本文已經天下文化收錄於《醫學這一行》合輯 2004年出版